重構政治文化生態是推進全麵從嚴治黨的基礎工程

周玉清王少安

作者簡介

周玉清，男，漢族，1946年7月生，湖南隆回人，197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

王少安，男，中共黨員，教授，研究生學曆，畢業於中共黨校。曆任焦作工學院教務處科長、副處長、院辦主任、院長助理。長期致力於工程測量專業教學與研究工作，主持或參加完成省部級或大型企業科研課題 20 餘項。

核心觀點

◆ 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

◆ 重構政治文化生態，需要把重構文化環境和重塑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結合起來。

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麵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取得顯著成效的新形勢下，習近平同誌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明確警示全黨：“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這一重要論斷體現了我們黨對自身建設和執政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明確了構建優良政治生態是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為推進全麵從嚴治黨指明了方向，也為理論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

政治生態及其文化內涵

習近平同誌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說：“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這一論述不僅強調了營造良好政治生態與加強黨的建設的關係，還包含了對“政治生態”概念的界定，即，從政環境就是政治生態；或者說，政治生態就是從政環境。習近平同誌從從政者與從政環境、政治生態關係的視角來界定政治生態概念，為學界研究政治生態理論提供了基本的邏輯依據；表明要深刻揭示政治生態的內涵，關鍵是要準確把握從政者與政治生態的關係。

政治生態是從政者的從政環境，這一命題包含以下三個方麵的含義。第一，政治生態作為從政環境，是特指從政者的職業環境、職業生態。習近平同誌曾指出，“為官從政”是“一種社會職業”。作為職業人，從政者不是一般意義的“涉政者”，也不是不圖回報的“誌願者”，而是以“為官從政”為職業，以從政為謀生養家的手段；同時，從政者又是掌握和運用國家“公權力”謀求社會公共利益的人。因此，政治生態對於從政者的“利益性”而言具有雙重意義：它即是從政者為公眾謀取利益的環境條件，又是從政者謀取個人利益的環境條件。第二，從政者與政治生態是相互作用的。從人與環境的關係看，總是“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的相互作用關係。一方麵，政治生態作為從政環境，其意義在於規範、引導、製約、影響從政者的職業行為，尤其是政治生態中的各種製度和紀律規範，對於從政者而言是必須遵從的強製性生態因素，是從政者“權力的籠子”。另一方麵，從政者在製度、紀律、規矩等生態因素麵前從來都不是被動的，而是可以這樣那樣創造性地理解和執行政治生態規範的能動性主體。第三，從人和人際關係的視角看，從政者本身

既是政治生態的受動者，又是政治生態的建構者。在從政者的職業活動中，有著各種各樣的交往方式，不斷形成並變換著各種縱橫交錯的人際關係。這種在從政者群體內形成的從政者之間的交往形式、人際關係，對於從政者而言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麵，它是構成黨風政風的現實內容，實質上是以黨風政風的形態存在的政治生態。另一方麵，它又是從政者職業實踐、職業交往的直接產物和表現，總是或多或少、這樣那樣地體現著從政者的個體意誌。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生態具有鮮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黨主導性。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生態貫徹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和政治綱領，並根據黨的理論和綱領製定和實施一係列政治製度、方針和措施，營造社會主義的政治環境；中國共產黨通過營造先進、優良的黨內生態，以政黨政治生態引導政府政治生態；作為執政黨，黨員領導幹部是從政者群體的主體部分，在幹部隊伍中發揮著領導和主導作用，在營造政治生態方麵起著決定性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凸顯出加強黨的建設、推進全麵從嚴治黨與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內在聯係。

當前政治生態中不良文化的主要表現

政治生態有好壞之分。優良的政治生態必然有優秀的政治文化生態做支撐，惡劣的政治生態也一定有相應的“病態”文化在作祟。政治文化生態是由職業精神、用權理念、價值追求、法治意識、行為原則、交往習慣、道德風尚、精神麵貌等各種文化要素構成的從政者的職業文化環境。政治文化生態不是政治生態中獨立的要素，而是滲透於政治生態各要素之中的文化精神，規定著政治生態各要素的共同本質。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八項規定出台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總體上看，從政者群體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黨性觀念顯著增強，行為作風明顯改進，政治生態持續向好。與此同時，對當前的政治生態不可估計過高。正如習近平同誌所告誡：教育實踐活動“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 “四風”問題“樹倒根存”, “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破解”。這個“根”或“深層次問題”就是隱藏在顯性事物背後的文化精神方麵的問題。當前一些從政領域的不良文化主要有以下表現：

第一，上尊下卑的為官從政觀念根深蒂固。“君為臣綱”、上尊下卑，是舊中國為官從政的根本原則、政治生態的靈魂。等級森嚴的舊中國的官僚們必須對“上尊下卑”心領神會，“端正”官架子，“擺對”官位子，尊上而卑下，不然就不稱職。這樣的從政精神和政治生態符合封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利益需要，是曆史的產物。新中國的建立徹底粉碎了舊的官僚製度和官僚機構，從政者也從“上尊下卑”的觀念枷鎖中解放出來，“上尊下卑”觀念和“尊上卑下”的政治生態，在今天看來，已經是過時的、沒落不堪的東西。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舊政治文化生態中的上尊下卑觀念在當今依然大有市場，是當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大敵。

第二，講義氣、拉山頭、劃圈子的“江湖”觀念暗流湧動。舊社會的政治生態存在濃厚的政治化的“江湖習氣”，拉幫結派、以權謀私、結黨營

私是舊官僚集團的常態。新中國的政治生態從根本上克服了江湖習氣，但“江湖文化”仍有頑強的表現。有的從政者精於研究和實行潛規則。他們交朋友講義氣論功利，尤其善於迎合上級領導的喜好；做事習慣於不走正道走邪道，喜歡公事私辦、私事公辦。有的從政者熱衷於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他們深諳“圈子文化”的精髓，有成熟的幫派思維、山頭意識，善於把人脈、找關係、尋靠山、選站隊、進圈子。這些“江湖”觀念是當前執行黨的紀律、遵守政治規矩麵臨的巨大阻力。

第三，情趣低下、貪圖享樂觀念樹倒根存。近些年政治生態中情趣低下、貪圖享樂的文化觀念主要表現為吃喝文化、玩樂文化和情色文化。這三種享樂文化都具有公款消費、追求高檔、公務化公開化、普遍化常態化的特點。情趣低下、貪圖享樂觀念的長期存在，滋生好逸惡勞思想，助長鋪張奢華、揮霍無度的風氣，銷蝕艱苦奮鬥、吃苦耐勞、敢於擔當精神，也是當前一些領導幹部工作不作為問題的一個文化根源。

重構政治文化生態的基本要求

上述不良政治文化生態已積弊多年，許多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經常性，其頑固性和反複性絕不可低估。這些不良文化對於從政者而言，既是客觀現實的從政環境，又與他們的主觀世界息息相通。因此，重構政治文化生態，需要把重構文化環境和重塑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結合起來。

重構外部文化環境，需要充分認識不良文化生態的嚴重危害。其一，不良文化生態嚴重誤導從政者群體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行為習慣，把一些黨員幹部的注意力、時間、精力和能力大量吸引到錯誤思維和行為上來，從而嚴重幹擾正常工作。其二，不良文化生態是侵蝕黨員幹部健康思想的腐蝕劑，直接影響黨和國家幹部隊伍建設的整體質量。其三，不良文化生態是領導幹部腐敗和違法犯罪的文化溫床。其四，不良文化生態對整個社會具有嚴重而惡劣的“溢出效應”，從而嚴重損毀幹部隊伍形象，削弱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信任度、影響力、號召力，甚至動搖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重構外部文化環境，重點在三方麵發力。一是大力加強規矩文化、法紀文化建設，造就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紀環境；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對從政者不守規矩的行為嚴格監督、堅決懲治。二是形成黨風政風建設的常態化，在政治風氣文化建設方麵，逐步深入，持之以恒，造成少有反複、不發生逆轉的態勢。三是堅持正確的從政道德輿論導向，通過旗幟鮮明的輿論引導形成對不良道德的輿論壓力。

重塑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是重構政治文化生態的關鍵。習近平同誌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於“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這一論述進一步揭示重構政治文化生態的實質和規律。從文化精神、文化生態“屬人”的主觀性特征看，重構政治文化生態實質是改造和重塑黨員幹部的精神世界。要把黨員幹部隊伍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正當性立起來，把重塑主觀精神世界的工作切實抓好，切實解決一些領導幹部“官德不修”的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