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_第二節 毛澤東與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全麵複蘇

第二節 毛澤東與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全麵複蘇

毛澤東少年時代接受的就是中國傳統教育，從八歲起在韶山讀私塾時，主要學習的就是四書、五經。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就曾回憶道：“我那時候是很相信孔夫子的。”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時候，他的思想混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當時各種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的觀念中還是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除了他自己的主觀因素以外，同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影響也有很大關係，作為曾留學日本和英國的中國早期留洋精英，楊昌濟與其他主張“全盤西化”的留洋精英有很大不同，他認為，中華文明“義蘊閎深”，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是對中華文明使用的不得法。對於出國留學，他認為：留學生回國後，更應該對國內的事情有所考察，而且如果一個人誌向遠大，即使留在國內求學也“未嚐不可”。他的這些思想對青年毛澤東影響很深。就在他故去不久，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就曾指出：“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而東方文明實際上就是中國文明。作為一個中國人，應先研究中國“古今學說製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比較好，而且“出洋”，在好些人來說隻是一種“迷”，因此，他本人暫不想出國。毛澤東在湖南省第四師範（後並入省第一師範）求學期間結識的黎錦熙對青年時期的他也有很重要的影響，黎錦熙認為，“觀中國史”，應當注意中國邊遠地區的人，這樣才能很好地了解亞洲史；“觀西洋史”，應當注意中西比較，這樣才能借鑒外國的長處來對中國的問題有所指導。毛澤東對黎錦熙的這種治學方法非常佩服，並因此認為“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

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以及五四運動在中國的蓬勃開展，毛澤東開始接受了以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開展革命運動的同時，毛澤東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在號召全黨開展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競賽的同時，著重指出：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我國的曆史遺產予以總結，對於擁有數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來說，曆史上有很多“珍貴品”，而這些“珍貴品”，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應當抱著“小學生”的態度予以總結和學

習。這對於指導中國革命有重大的意義。1940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了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中國現實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

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運動的早期也存在著不顧中國國情，盲目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的傾向。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黨內占有統治地位。王明自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隻看重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和現成結論，“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革命行動的指南，而是把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看成如同‘四書五經’一樣的一條條‘聖訓’”，用靜止的、停滯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他不顧時代和條件的變化，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條件下提出的觀點、結論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來看待。因此，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隻會寫點東西，而且常常寫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更不能根據實踐的發展創造出新的理論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因此，王明領導時期的革命運動根本不顧中國的國情，唯本本至上，把馬列著作中的相對真理絕對化，盲目地照抄照搬，其結果，先是斷送了中共在白區的組織機構，接著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國共產黨苦心經營多年的紅軍隊伍遭遇重大挫折，被迫走上了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艱難道路。與王明不同，毛澤東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在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我們的同誌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隻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我們“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為了幫助全黨認清王明教條主義的危害，提高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毛澤東與王明的教條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

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如果“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通過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國國情，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糾正了王明的錯誤傾向，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成為我黨最強大的理論武器之後，毛澤東同誌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強調不能“否定中國的東西”。1956年，毛澤東同中國音樂家負責人談話時指出：“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他在指出要把醫學、生物、化學等西方的東西學好時，特別強調“要把中國的好東西學到，要重視中國的東西”。他麵對社會上存在的全盤西化的教條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爭論時認為“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這樣爭論就統一了”。

毛澤東不僅確立了對待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所取的根本態度和原則方針，反複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而且還爐火純青地對傳統文化進行選擇、改造和超越，他在自己的報告和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最信手拈來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東西。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李銳說過這樣一段中肯的話：“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限於哲學，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幾處，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皆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曆史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李銳還曾對《毛選》四卷裏來源於中國古書的成語典故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其中作為中國傳統哲學著作的《論語》《孟子》《朱子語類》等引用數量多達20至30條，而《大學》《中庸》《易經》等引用數量也在10條左右。正是在毛澤東同誌帶動下，全黨全社會開始積極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相結合，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開始全麵複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