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會黨國際的籌建(1944—1951年)_第一節 艱難曲折的籌建曆程

第一章

社會黨國際的籌建(1944—1951年)

社會黨國際的籌建活動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局已定的1944年。但是,二戰後初期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格局的急劇變化嚴重影響了這一活動,使之經曆了多次曲折和反複。同時,隨著形勢得到發展,國際社會黨人中間也相應地出現了新的分化,具有不同意見和態度傾向的各國社會黨人圍繞著社會黨國際籌建一事展開了有時甚至是相當激烈的爭論。然而,正是在當時新的國際形勢的製約下,在國際社會黨人的分化和爭論過程中,社會黨國際的組織性質、組織原則、指導思想及政策立場逐漸確定下來,新的社會黨國際組織得以最終正式建立起來。

第一節 艱難曲折的籌建曆程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尚未停熄,但最後結局已經明朗化,德意法西斯的失敗已無法挽回。因此,二戰後的政治發展問題開始引起普遍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之下,流亡英國和瑞典等國的歐洲大陸國家社會黨人率先提出了恢複社會黨人國際組織 的要求,試圖以此為戰後各國黨派政治的正常化進行準備。而在戰爭中保持了健全組織的英國工黨和瑞典社民黨此時也在為戰後活動製訂計劃,因而同樣開始考慮組建社會黨國際組織的問題。(Steininger, pp.27-37)由於英國工黨在此前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內部享有特殊地位,又由於它在大戰中對流亡社會黨人的庇護以及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做出的貢獻,它當仁不讓地擔當起創議者的責任。因此,1944年9月英國工黨在其執委會會議上專門研究了“各國工黨和社會黨未來的國際聯合”問題。隨後在同年12月舉行的第43屆年會期間英國工黨又特邀與會觀禮的法國、瑞典、瑞士、波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的社會黨代表就社會黨人國際組織的問題交換意見,並決定盡快召開一次國際社會黨人會議。(LPCR,1944, pp.212-214)次年3月,在英國工黨全國執委、戰時內閣經濟作戰大臣道爾頓的主持下,來自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60餘人在倫敦舉行了自二戰爆發以來的第一次國際性會議。由於戰爭造成的困難,還有一些社會黨未能派代表到會,因而與會者認為應當“在不遠的將來”再度召開一次更有代表性的會議討論國際組織問題。為此,會議還設立了一個籌委會進行準備。(Braunthal,1980, pp.133-134)同時,與會者也大都認識到由於戰前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並非光彩地自行解體、對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擴張未能公開譴責、大戰中又從未組織過正式活動,因此,如果簡單地恢複舊國際的組織並以舊的名稱進行活動未必有利,僅是在繼承和延續國際傳統的意義上才將建立社會黨人國際組織一事稱為“重建”。(Steininger:pp.40-41)然而,大戰的迅速結束以及戰後各國形勢出人意料的發展很快打亂了重建工作的節奏。

在倫敦會議之後不到兩個月,反法西斯同盟國軍隊便已兵臨柏林城下,納粹德國旋即簽約投降。此後,歐洲各國便開始了重建和平秩序的工作,各國社會黨也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組織重建和國內政治活動中去。1945年5月底,英國工黨退出戰時聯合內閣,已中止了10年之久的議會選舉活動隨即進入**。同年7月底,英國工黨出人意料地獲得大選勝利。上台後的工黨忙於提出和實施各種政策,無暇他顧。與此同時歐洲大陸國家的社會黨也在忙於重建組織,並作為臨時政府的一員投身於政府事務,而且也在為戰後第一次大選進行著緊張的準備。因此,在社會黨人的日程安排上,重建國際組織的問題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這樣一來,計劃中的國際社會黨人會議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舉行

各國社會黨自身的組織重建和國內議會選舉活動雖然拖延了社會黨人國際層麵的組織重建工作,但也格外提高了他們對於社會黨國際組織重建(以下簡稱“國際重建”)的期望。從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的一年當中,先後有10多個歐洲國家舉行了選舉活動。在這些大選中,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黨都獲得了比二戰前更多的選票。戰前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及世界大戰的爆發明顯暴露了傳統資本主義製度的嚴重缺陷,大戰期間許多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又同納粹德國相互勾結,再加上戰後初期各國又普遍出現了經濟困難,這些都促使了人們的激進和左傾。在這種背景下,戰前堅持批判資本主義、戰爭中又全力投入抵抗運動,戰後又及時提出改革國內政治經濟綱領的社會黨人順理成章地贏得了人民的讚許。因此,在選票大增的基礎上,二戰後出現了社會黨人曆史上第二次執政的** 。在英國、挪威、瑞典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社會黨人獨掌國家政權;而其他歐洲國家,社會黨人也幾乎均參與了本國政府,甚至領導著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國以及所有的東歐國家,社會黨人同共產黨人在政府內合作共事。(厄爾溫:第5~6頁)

一時間,社會黨人普遍以為“社會主義的時代”就要到來。戰後英國第一屆工黨政府的貿易大臣道爾頓曾回憶說,當時“第一種感覺就是,一個新的社會就要誕生了。我們已有建設新社會的權力了,我們感到振奮和歡欣鼓舞,充滿希望、決心和信心,我們感到了飄飄然”。(Dalton:p.3)法國戰時抵抗運動的著名領導人,戰後重建的社會黨領袖之一安德烈·菲利普在當時的一次集會上公開宣布:“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了!”戰前社會黨領袖,曾領導“人民陣線”政府的列昂·勃魯姆從德國集中營重返巴黎後不久,也極其樂觀地宣稱“社會主義就是現在的主宰”。(Graham, p.2)特別是在一些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社會黨人看來,二戰結束宣告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一方麵,各國社會黨的普遍參政使得社會黨人的國際組織“在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處在這樣一種地位,即成為具有影響政策能力的真正強大的因素”(Braunthal,1980, p.135);另一方麵,與共產黨人戰時的共同對敵,戰後初期的合作共事又似乎提供了結束國際工人運動長期分裂的可能和條件。與蘇聯的友好關係更使得拉斯基這樣一位在英國工黨和國際社會黨人中間享有聲望的重要人物會設想在20年內“歐洲將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陸”。(Braunthal,1980, p.135)

然而,不夠幸運的是,1946年以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完全破滅了上述幻想或預言。正如1946年6月在英國海濱小城克拉克頓終於舉行的戰後第一次國際社會黨人正式會議所表明的那樣,國際形勢的發展使社會黨人在重建國際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進而又阻滯了國際重建的進程。從這次會議直到1951年6月底社會黨國際最終正式建立,其間費時竟達5年之久,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因意見分歧而使重建工作陷於停滯。1946年5月的克拉克頓會議有19個國家社會黨的代表參加。按照預先的安排,會議討論了重建社會黨人國際組織的問題,但由於各黨之間意見分歧相當尖銳,無法調和,因此會議最後隻能決定“:為了就國際性問題進行坦率的討論,應當組織各國社會黨之間的定期會議,創設一個發表意見的講壇。”(Healay,1950a, p.367)為此,會議又設了“社會黨通訊聯絡處”(縮寫為SILO),由英國工黨代管、工黨國際書記丹尼斯·海利兼職領導,負責向各國社會黨分發通訊報告,為以後的有關會議預做行政

事務方麵的準備。“國際社會黨會議”這樣一個過渡性的組織由此便形成了,但這隻是國際重建道路上剛剛邁出的一小步。正如這次會議所暴露的那樣,各國社會黨在國際重建問題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結果此後的幾次會議,如1946年11月的博恩默斯(英國)會議,1947年6月的蘇黎世(瑞士)會議以及其後專門研究國際重建的巴黎小組會議都先後作出了暫不正式重建國際的決議或提議。很顯然,這是社會黨國際的重建活動處於基本停滯狀況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的特點是打破僵局,獲得實質性進展。1947年11月,“國際社會黨會議”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了第四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雖然也認為重建國際組織的時機尚未成熟,但同時又決定大力加強各國社會黨之間的聯係,設立了常設機構“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縮寫為COMISCO)以取代先前那個無職無權、較為鬆散的“社會黨通訊聯絡處”。該委員會由參加會議的各國社會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更為頻繁地舉行會議,討論問題,決定“國際社會黨會議”的重要政策。這標誌著社會黨人的國際組織機構有了重大的發展,因而極大地推動了重建國際的進程。緊接著,在次年3月於倫敦舉行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不僅通過了有關“國際社會黨會議”發展方向和政策立場的幾項重要決議,而且設立了由英國工黨總書記摩根·菲利普斯擔任主席,法國、比利時、奧地利及斯堪的納維亞社會黨各出一人組成的五人“小委員會”。這一調整的潛在影響是“國際社會黨會議”的實際領導權從此轉移到了在會議委員會、特別是五人“小委員會”中占絕對優勢的右翼社會黨人手中。這在客觀上擴大了就國際重建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的可能性,在組織上又締造了社會黨國際的雛形。這次會議所做出的各項重要決議又為後來的幾次全體會議 所肯定和發展,從而又為社會黨國際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政策原則。因此1948年3月的倫敦會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誌著社會黨國際的重建活動進入了一個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新階段。

第三個階段為國際重建最後準備和完成階段。1949年12月“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在巴黎舉行會議,決定設立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書記處,由長期從事國際活動的奧地利社會黨人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擔任總書記。書記處和總書記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國際重建進行技術方麵的準備。此後,起草社會黨國際的原則宣言(綱領)和組織章程的工作在書記處和總書記的統籌下相繼展開,重建活動進入到最後的具體的準備階段。在1950年和1951年上半年召開的一係列會議上 ,各國社會黨終於就國際重建的所有重大問題逐步取得了共同的意見並完成了最後的文字材料。1951年6月30日,“國際社會黨會議”在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有史以來的第8次全體會議。與會的34個社會黨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建立社會黨國際。隨後,這次會議便轉入了社會黨國際成立大會的議程。至此,社會黨國際度過了艱難曲折的曆程,終於建立了。

與其他世界政黨組織相比,社會黨國際的建立最晚。例如,現在的自由進步黨國際 是1947年4月建立的;同年7月,新國際共同體 建立;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則是在1947年9月建立的。這種結果當然使一向為自己的國際主義傳統而自豪的國際社會黨人感到尷尬,實際上這也是促使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建立的外界條件之一;同時也反映出了國際社會黨人並非鐵板一塊,始終存在著不同意見和態度傾向之間的爭論;始終有激進與保守、積極與消極的兩重性之間的衝突。正是這種爭論和衝突,使社會黨國際的建立曲折而又艱難,雖有長期的國際組織傳統但卻成事最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