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權力與權力腐敗_一、公共權力的本質

第一章

權力與權力腐敗

權力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非常古老的社會現象，並時刻對人類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看，關於權力的鬥爭，無論是流血的還是不流血的，構成了人類文明與進步的一條重要的主線。權力是一種工具，本身並無惡與善，但是，運用權力的結果卻存在天壤之別，尤其是，基於權力而產生的腐敗問題，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使是已經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中國，也沒有擺脫權力腐敗帶來的困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權力腐敗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地危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動搖黨的執政根基，並成為事關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

一、公共權力的本質

權力腐敗的前提是主體要擁有權力，因此，要理解權力腐敗的本質，首先需弄清權力的本質問題。

1．公共權力的共性

從詞源學的角度說，權力一詞來源於拉丁語“autorias”，本意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指意誌和法令，二是指權勢和權威。在古漢語中，權是指權衡取舍、衡量揣度之意，並逐漸轉化為政治權力之義。可見，權力不僅包括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共權力，也包括政治生活以外各個領域中的權力，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

表麵上看，權力是一種意誌關係，實質是表征了不同程度、不同範圍的社會利益關係。權力關係直接表現為“命令—服從”的關係模式，也就是說，在權力麵前，個人的意誌服從權力的意誌，個人的判斷服從權力的判斷。掩藏在這種關係模式背後的最終動機是某種特殊的社會利益關係，因此，權力之爭的本質就是對利益的爭奪和控製。於是，從權力與利益之間關係的角度上看，權力可以分為公共權力和私權力兩大類。公共權力是指社會賦予領導主體（領導者個人或領導團體）支配屬於社會公共價值資源份額的一種資格。私權力是指特定團體、組織賦予某些成員支配屬於自身價值資源份額的一種資格。本書旨在研究公共權力運行中產生的腐敗問題，因此，這裏的權力概念特指公共權力。

公共權力是政治鬥爭的結果。權力的本質特征是統治階級為了實現其階級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統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種組織性支配力。在階級社會，為了實現本階級的利益，公共權力的獲得往往以社會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是說，在國家、社會的運行過程中，擁有權力的一方可以憑借其自身的優勢地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在另一方乃至於強加到整個社會上去，實現階級統治。

關於公共權力的學說紛繁複雜，從起源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君權神授說。這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力學說。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們無法理解權力的來源而迷信權力，並且對權力充滿了恐懼。統治階級為了穩固統治，總是把權力神化，並把自己視為神或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天子”最直接地揭示了君權神授學說的觀點。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這種學說已經被曆史淘汰了。

二是德仁學說。孔子認為，治理國家應該實施以德治國的方略，尤其是把統治者的個人道德修養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強調通過道德教化以維護統治者利益。孟子提出要實施仁政，提出“有恒產則有恒心”的觀點，通過給予被統治者以一定的物質利益的方式維護統治。強調公共權力來源於統治者的德仁。進一步推論，若統治者實施暴政的話就應該更替，所謂天下有德者居之，即以德配天。如今這種學說依然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原則，是德仁學說的進一步發展。

三是自然學說。老子、莊子等道家學派崇尚自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認為權力來源於某種神秘的“道”，因此，統治階級應該遵循“道”實施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老子批評了通過暴力維護統治的政治學說，也批評了儒家過多幹預社會生產生活的政治主張，認為實現統治的最高境界是君主采取不幹預的策略，民眾不知道君主的存在，君主不幹涉被統治階級的生產生活，一切順其自然，這樣才能最有效地維護統治。

四是智慧學說。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把社會分為從事生產的農民和工匠、護衛者、統治者三個層次，最具有智慧和統治技巧的“哲學王”應該成為國家的統治者。當代世界的“科技治國論”則是這種觀點的現代表現。相關專業人才為國家各級決策層提供谘詢，甚至直接進入國家管理層則是這種觀點的具體實踐。

五是暴力學說。這種學說認為，權力以軍隊、警察、監獄等暴力機關為基礎。韓非子站在人性極端自私的立場上，把法、術、勢三個方麵結合起來，認為君主要依仗“勢”（國家暴力機器），通過法和術來治理國家。

六是契約論學說。契約論起源於古希臘時期，到近代，在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運動思想家的推動下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學說體係，並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基本觀點是：國家是人類理性的產物。這種觀點基於天賦人權的理論，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讓渡出一部分權力，通過契約的方式建立國家。比如，英國思想家洛克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認為：國家是由人們組成的一個社會，人們組成這個社會僅僅是謀求、維護和增進公民們自己的利益，官長的全部權力（指公共權力）僅限於公民事務，即僅限於照顧國家的利益不受損失以及人們的生命財產不受侵犯，公眾利益是檢驗全部立法的準則和尺度。

簡言之，一切權力最終屬於人民。天賦人權反對的對象恰恰是君權神授，實質是用人權反對神權，用自由平等反對等級製，以對人之愛取代對神之愛。法律體現的是人民的公共意誌，而不是上帝在人間的秩序安排。契約論表現出鮮明的革命性和進步性，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權力理論的重要基礎。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權力學說，這裏不再贅述。

從這些權力學說中可以看出，關於權力的研究源遠流長，並在某些方麵揭示了公共權力的本質。但是，這些觀點都是以唯心史觀為基礎的權力理論，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最終目的都是維護少數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

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學說則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把權力置於人類社會曆史進程中加以考察，從國家、階級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權力的本質。認為國家是一種暴力機關，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是管理資產階級事務的總的委員會，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是權力的首要義務。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就要把資產階級陣營中的個體權力與公共權力統一起來，防止個別權力對整體權力的破壞，同時，還必須給予被統治階級一定的地位和利益，以維護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共存的基本關係，由此，資產階級政權也表現出鮮明的公共性質。當把資產階級權力的公共性宣稱為權力的首要職責，實質就是以虛幻的、欺騙的方式延續階級權力。關於利益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力是對社會利益的擁有、控製以及對社會利益關係的調整。這裏的利益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內容。比如，在封建社會，利益主要表現為對土地的占有和控製權；在資本主義社會，利益集中以金錢的形式表現出來，並發展為金錢拜物教、貨幣拜物教等形式。

不可否認，在以階級利益對抗為基礎的社會，權力同樣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但這隻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屬性。隻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才真正轉化為人民的權力，國家權力才是整個社會利益的真實代表，權力的公共屬性才上升為第一位屬性，其他屬性服務於第一屬性。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以國家為存在形式的公共權力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國家終有一天是

要消亡的，隨著國家的消亡，權力依然存在，但其本質和形式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基於唯心史觀而創立的各種權力學說唯一的去處必然是曆史博物館了，隻有馬克思主義權力學說在嶄新的時代中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階級社會，權力的公共屬性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為前提，因此，便產生了在統治階級內部如何處理個體權力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即具體的當權者個人（集團）在行使具體權力時與本階級的整體利益的一致性問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公共性已經轉化為國家權力的唯一屬性，但是，由於整個社會公共利益中依然存在個體的利益差別，也必然產生具體的權力主體如何運用權力服務於人民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共權力的具體運行偏離了公共屬性，產生統稱為權力腐敗的問題。

由於公共權力運行的後盾是國家暴力，具有顯著的強製性，其他任何社會組織、社會力量和個人在這種公共權力麵前處於一種不對稱的狀態，雙方構成了“命令—服從”的基本關係模式，即不平等性。麵對這種狀況，西方主流思想把權力視為一種邪惡的力量，但是，沒有公共權力，人類社會又無法正常運行，因此，西方政治學普遍把權力視為一種必要的、邪惡的力量，這種觀點構成了現代西方社會權力體係設計、運行的理論基礎。

在傳統中國則有所不同。由於小農社會的特性，家庭在生產、生活和教育、娛樂等方麵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個人的生存、發展、享受都離不開家庭，家長權力的作用凸顯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成員把家長權力視為一種善。傳統文化演進的基本思路是把這種家庭文化擴大化，從家庭權力擴展到國家權力，把社會關係視為廣義的家庭關係，以此類推，把公共權力與家庭權力等同起來。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家長，家長與家庭成員的利益是一致的，君臣之間的關係等同於父子關係。因此，權力本質是善。基於這種善的觀念構建權力體係，權力主體的一切行為是為臣民利益考慮的，至少權力主體在動機上是善的，那麽，就應該而且必須賦予權力主體以絕對的權力，不需要任何的製約。這種權力模式在皇權中達到了頂峰，皇帝的意誌高於一切，法律就是皇帝的意誌，其他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

當然，無論是在傳統中國還是在西方社會，當公共權力遭遇到威脅的時候，就會撕下一切偽裝，更無家庭關係的溫情脈脈，都會采取血腥殘酷的手段，傾其所有力量無情鎮壓任何形式的反抗，以維護階級統治。也就是說，如果公共權力的生存受到威脅，往往會演變成赤裸裸的暴力。這是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任何公共權力的共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一切人類發展史也可以稱之為公共權力的發展史。公共權力為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和規則，維護社會基本秩序，把一切矛盾和衝突控製在一定程度之內。由此，利益上相互矛盾甚至對抗的社會各個集團、階級、階層、社會組織、家庭、個人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得以共存，公共權力即社會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任何權力都具有公共性質。

任何權力的運用最終需要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或機構組織。個人和機構組織在運用權力時，是否立足於權力的公共性，對於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權力主體僅僅限於個體性或小集團性的利益而運用權力，就不僅傷害整個社會利益，完全背離權力的公共性，同時也直接觸犯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在以階級利益對抗為基礎的社會，存在大量的權力腐敗現象，因此，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需要采取各種手段防範和懲治腐敗。在社會主義時期，雖然社會利益保持根本性的一致，但個人利益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產生權力腐敗現象。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具體的個人利益不斷分化，權力腐敗也有加劇的趨勢。

2．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獨特性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的本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人民服務是公共權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也是一切權力運行的最終目的，這是與以往一切階級社會公共權力的本質區別，二者不能混淆。但是，由於社會傳承的連續性，傳統社會權力的痕跡並沒有隨著社會製度的改變而完全消失，相反，傳統權力運行的目的、方式還會以改變了的形式繼續存在，有時還會表現出明顯的惡的方麵來，因此，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本質，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采取更加科學、全麵和客觀的態度，把權力體係中本質與非本質的東西區別開來。決不能以現實中發生的權力腐敗現象否定社會主義權力的本質，不分主次，混淆善惡，以此否定黨的領導；也決不能以權力之善掩蓋現實發生的權力之惡，脫離現實，盲目樂觀，放任腐敗，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權力本質問題上，應該堅持辯證的方法，把握主流，揚善懲惡。

第一，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取得有其獨特性。社會主義權力來源於革命鬥爭。自鴉片戰爭以來，封建統治階級麵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一敗塗地，毫無抵抗能力，基於維護封建統治而進行的各種改良也根本無法挽回敗局，各種不平等條約強加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戊戌變法等各種改良，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興的資產階級通過武裝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結束了兩千年的帝製，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備受蹂躪的實際狀況，救亡圖存是整個中華民族麵臨的根本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派竊取了革命的果實，由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中國人民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難。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絕非曆史的偶然，而是中國先進分子對中國社會發展走向以及曆史規律的自覺把握。麵對窮凶極惡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通過和平的方式來獲取政權以擺脫壓迫、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已經完全被堵塞，隻有通過武裝鬥爭，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最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的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獲得了國家統治權。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通過革命鬥爭獲得的，執政的根基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魚水關係。黨與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黨就失去了生命之源。因此，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是人民的選擇，曆史的選擇。西方社會的執政黨通過議會鬥爭、黨派鬥爭獲得執政權，其代表的隻是社會中的某個或某些社會階層、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不可能把執政的根基紮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而社會中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此消彼長，其利益代表——執政黨的更替就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第二，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在指導思想方麵的獨特性。從執政黨的指導思想上看，中國共產黨以科學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時刻走在時代的前列。理論就是旗幟，人民群眾首先從政黨的理論基礎上，判斷這個政黨是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確地揭示了曆史規律，以工人階級的解放、實現共產主義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並以其科學性為基礎，吸引最廣大人民群眾，具有巨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戰勝一個又一個凶惡的敵人，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

時期，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先後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一係列科學的理論，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實事求是則是一係列科學理論一以貫之的精髓，群眾路線是黨製定路線、方針、政策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根本方法，並在實踐中不斷維護和加強黨與群眾的血肉聯係。

依據科學的理論指導，我們黨戰勝了一切艱難險阻，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如今，我們的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已經成為各種力量中重要的一極，承擔著大國的責任，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麵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標誌著中華民族走進了一個新時代，中國人的自豪感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充分地表現出來，中華民族傲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無論是作為革命時期的革命黨還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執政黨，我們黨始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則，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勇於修正錯誤，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資產階級政黨以唯心史觀為理論基礎，一切行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政黨在權力競爭中的勝利僅僅是統治者某個或幾個階層的勝利，雖然是少數者的勝利，但他們卻宣稱自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以尋求實現階級統治的合法性根基。當其在施政過程中出現錯誤的時候，或者采取“捂蓋子”的方式以瞞天過海，或者倒台變成在野黨，隻能謀求在下一次競爭中擊敗對手。由於政權的更替並沒有社會性質的改變，也沒有階級基礎的本質變化，因此，無論由哪個政黨執政，作為整體的國家機器仍然按照自己的節奏運轉。但是，這種民主的假象並不能掩蓋資產階級政權的本質。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曆史上最新型的政治，並且沒有現成的曆史經驗可供借鑒，隻能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吸收借鑒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中創造的經驗，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條嶄新的民主之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煥發出巨大的優越性，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

第三，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在組織原則方麵的獨特性。我們黨具有不同於資產階級政黨的獨特性。民主集中製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也是國家權力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製的強大優勢在於維護黨組織的團結統一，形成一種新的組織力量，遠遠超過單純個體的機械加和，從而能夠完成任何個體所不可能完成的曆史任務。在革命時期，我們黨依靠民主集中製原則，形成強大的革命力量，打敗一切反動力量，最終建立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樣依靠這種強大的組織力量，依靠全黨的統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對此，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對於人類發展來說，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等具有同樣的重大價值。

依據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社會主義國家權力運行的整體效率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為我們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障，同時也為我們有效應對一切挑戰提供了最強大的組織基礎。

西方社會的公共權力多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為主要組織形式，意在不同權力之間相互牽製，彼此之間鬥爭不斷，看似以公正為第一要義，實質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各個政黨則號稱是完全民主的黨，基本是來去自由，內部組織結構鬆散，隻有政黨上層組織才保持某種穩定性，因此，組織的凝聚力、向心力比較弱，難以形成共同的意誌，也無法產生強大的組織力量。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權力組織模式也是我們黨與其他政黨的重要區別，也體現出社會主義社會公共權力的個性。

第四，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在利益關係方麵的獨特性。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唯一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特殊的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就是我們黨的最高利益。現實中，有的人把黨的利益與群眾利益割裂開來，並利用公共權力與民爭利，造成黨群關係、幹群關係高度緊張，嚴重損害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例如，有的地方政府直接投資入股企業，利用公共權力的獨特地位，打著國家的幌子，不惜傷害群眾的利益，謀取個人或團體的私利。更有甚者，有的人把手中的公共權力變成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造成腐敗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思想根源就在於他們沒有切實堅持我們黨關於利益問題的基本觀點，沒有樹立正確的利益觀。

第五，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民族特色。我們的公共權力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權力設計和運行呈現出獨特的民族特色。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普遍尊重公共權力，崇尚大一統的權力模式和國家體製，不接受類似西方社會聯邦製和地方自治製度。因此，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無論怎樣調整，也是在維護中央集權製的前提下，基於地方政府的需要而適當授權給地方政府，這與西方社會的分權製衡是兩碼事。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個州之間的關係與中央政府和各個省市之間的關係就有本質性的區別。美國各個州有自己的憲法，州長並非由聯邦政府等上級權力機關提名和任免，而是通過本州競選贏得州長職位，因此，州長的職責是對本州選民負責，而不對聯邦政府負責，總統無權幹涉各州行政事務。中國則不同，各個省級首長由中央提名，並經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後獲取職位，因此，該省級首長不僅要對本地區的人民群眾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央負責，而且，中央可以根據相關規定和工作需要，調整相關人事安排。

另外，我們的公共權力之間的關係也是以統一權力為前提的內部分工，不同權力之間的相互製約與西方社會的三權分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行政）、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司法）都需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這種權力建構模式完全不同於西方社會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而是統一權力的分工，執政黨則統領各方、駕馭整體。公共權力的這種民族特點，對於提高行政效率、推進公平、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具有重大意義。

當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既有一切公共權力的共性，公共權力又有別於社會其他權力，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公共權力具有獨特的個性，從而把社會主義公共權力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公共權力區別開來，並把自身與那些以階級利益對抗為基礎的國家權力區別開來。

如果隻看到公共權力的共性，就會混淆權力的本質，把社會主義公共權力混同於西方社會的公共權力，進而以西方社會公共權力為參照係，否定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合法性，最終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隻看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個性，就會盲目自大，完全排斥西方社會在公共權力設計和運行中的合理因素，堵塞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改革而回歸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這同樣也是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見，隻有把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權力的共性與個性有機結合起來，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才能科學地揭示公共權力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並製定合理的策略和政策加以解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實事求是地說，當前，中國的公共權力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比較多，一些與社會主義公共權力本質不符合的東西時常幹擾權力體係的正常運行，尤其是，權力腐敗問題特別突出，並成為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