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偉大抉擇_一、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繼承性和獨特性

一、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繼承性和獨特性

（一）中國革命的曆史遺產與改革開放道路

改革開放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十月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繼承者。十月革命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第一次將中華民族的命運置於世界視野下，並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關聯。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時，也隻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麵目就起了變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及其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曆史階段”。眾所周知，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後，作為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大國，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維艱，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國家的混亂和分裂成為常態。跳出這一曆史宿命，需要中國社會自覺力量的崛起，領導人民首先爭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實現經濟獨立和國家發展，並借此參與國際競爭和實現現代化。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人類曆史活動走向自覺的曆史背景，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而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地位和活動空間。而恰恰是後者，才能形成領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政治核心力量，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曆史和理論前提。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工人階級代替資產階級的地位，工人階級政黨代替資產階級政黨的地位，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此帶來階級關係的新調整，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從而第一次在中國使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具有了革命徹底性，使民主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具有了可能性。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加強自身的建設，黨的建設成為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之一。曆史已經證明，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黨”。在此之後，結合新的時代特征和曆史條件，把和平與發展作為必須麵對的時代主題，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曆史命運和未來發展，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係和製度的生長點與創新源泉。

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革命成功後的首要問題。在1875年所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提出了過渡時期理論。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私有製社會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中間需要有一個革命轉變的過渡時期。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當時我國還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再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在1953年10月曾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他還為黨製定了“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基本精神就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間，我們黨以“兩個務必”“進京趕考”的精神狀態，通過革命和建設為中國社會發展留下了豐厚的曆史遺產。

首先，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政治製度。中國革命的意義就在於，它使得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確立有了一個可靠的政治製度前提。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政治製度要先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建立。在國體上與蘇聯不同，我國實行的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一製度確保了政權的民主性質和人民在國家中當家作主的地位，有利於激發人民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有利於實現政治民主化；在保證人民專政的同時，能避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歪曲和濫用，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政體上我國沒有照搬蘇維埃，更沒有采納西方的三權分立製度，而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使反映人民意願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權力相統一，因而更適合中國國情。在政黨製度方麵，我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這是一個嶄新的政黨製度，既不同於西方的多黨製，也不同於蘇聯的一黨製。在民族政策和製度方麵，與蘇俄1924年實行的聯邦製不同，我國放棄了當初孫中山的“民族自決”設想，在統一的共和國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證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可以說，四位一體的基本政治製度，是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地運用於我國具體實際的結果，既富有遠見又具有決定性意義。

其次，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我國建立了國營經濟；通過實行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製。在較短的時間內，我國建立起了包括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國家與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在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被提出後，我國又加快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方麵，與蘇聯的全盤集體化方式不同，我國更多是按照列寧的合作化思想，采取由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渡辦法，逐步完成農業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手工業方麵，則主要通過供銷合作小組、供銷生產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等形式，將大量分散的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達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級到高級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麵，我國摒棄了蘇聯暴力剝奪的辦法，而是采取和平贖買形式，用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為主的初級形式發展到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絕大多數民族工商業者在改造中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通過三大改造，我國確立了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公有製形式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並相應構建了與國情相適應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製度。在宏觀經濟管理體製上，我國則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應當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具有曆史獨創性。不過，改造過程中也存在過急過快，形式簡單劃一等缺點；而且也有著過於追求純粹公有製、不允許其他經濟成分存在、片麵強調計劃而忽視市場等問題。

再次，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早在新中國成立前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就提出要將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移到城市，“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由於多年戰亂，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全國生產，同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了50%，農業生產下降了25%，人均國民收入隻有27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政府手裏接收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新中國成立初期，外有帝國主義封鎖和抗美援朝戰爭，內有社會動蕩，物價暴漲，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恢複和發展生產的。通過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麵八方”的經濟政策，到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比

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與此同時國營經濟的比重在上升，私營經濟的比重在下降，提前兩年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從1953年1月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一五”計劃順利完成，195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到783.9億元，超過原定計劃的21%，比1952年增長128.1%，平均每年增長18%。同年農業生產值達到604億元，比1952年增長25%，平均每年增長4.5%。總之，“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正如黨的文件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由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其一，“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其二，“消滅了剝削製度，改造了小生產者的私有製度，全麵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初步實行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國人民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其三，“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三十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奠定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創立了可以依靠的前進陣地”；其四，“我們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文化教育事業進行了必要的改造，發展了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等事業。我們在全國人民中進行了大規模的持久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子彈、氫彈、導彈的試驗成功，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和回收，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標誌著我國科學技術的成就”；其五，“我們戰勝了外國侵略勢力先後對我國進行的孤立、封鎖、幹涉和挑釁，鞏固了國家的獨立。我們的偉大祖國昂首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愈來愈成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巨大力量”，“現在，全世界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已有一百二十個，我國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關係、文化聯係和友好往來正在不斷發展”。因此，“三十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看不到這個偉大成就是完全錯誤的”。總之，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源。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沒有這個前提和基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將是不可想象的。

（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改革開放之路

從曆史發展趨勢和經濟生活的內在規律看，社會主義製度是比資本主義製度更合理、更能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的製度。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從根本上確立並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的開幕詞中說：“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1959年9月，劉少奇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發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文章中總結說：“中國人民十年來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應當說，無論是60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順利完成，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探索乃至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偉大成就，都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成果。

首先，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走向成功的保證。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揭示了“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三個“代替”是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中國共產黨從曆史唯物主義出發，科學分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在此基礎上，正確地解答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前途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找到了一條通過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道路。

“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問題，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黨正確地解決了工人階級同農民結成鞏固聯盟的問題，使工人階級獲得了最廣大的同盟軍。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正確地解決了統一戰線中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黨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條總路線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和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原理，又是從中國實際中求得的科學認識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

其次，堅持政權性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的前提。改革開放是在既有的政權下的建設事業，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所從事的偉大實踐。早在1917年，列寧就認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是當時俄國最迫切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實踐問題，他在《國家與革命》中係統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同樣，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也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對建立新型國家政權問題進行了探索。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這一“結合”的開端。毛澤東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標誌著我們黨對“結合”的認識已經通過長期的實踐達到了理論上的自覺，形成了關於“結合”的理性認識。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同誌提出“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1948年9月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會議同時闡明了我們的新國家所應實行的政體：“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產生的政府來代表它的。”“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由於有了這些科學理論的指導，保證了我國新生政權的人民當家作主地位，從而為國家獨立統一和發展振興提供了可靠基礎。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

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了從實踐探索到理論自覺再到成功實現的發展環節。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同時包含著緊密聯係、不可分割的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就理論方麵而言，“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的發展和形式的創新，就是要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回答時代提出的新課題，總結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通過理論創造指導具體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同時還要結合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使其融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的大地上紮下根來。就社會實踐方麵而言，“結合”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即運用它認識中國社會，指導中國實踐，把理論變成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發揮科學理論推動曆史前進的巨大能動作用，其成果就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輝煌成就。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曆史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不斷取得勝利的曆史進程，同時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取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理論成果的過程，這二者是不可分的。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作了曆史性的概括，他指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內，處於被侵略、受屈辱的狀態，是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他強調：“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且把它同自己的實際相結合，所以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如果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或者不把它同自己的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就不會成功。革命是如此，建設同樣如此。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偉大勝利，從根本上說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它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再次，對待曆史問題需要辯證地看待。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國轉入全麵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之前，雖然我國經曆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反右傾”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但仍取得了很大成就，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後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基礎。鄧小平指出：“‘**’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但是，後來發生的“**”，“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不過，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我們黨維持了統一，並有決心和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

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黨全麵糾正了“**”中及其以前的錯誤，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路線。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黨的曆史問題作出了科學的總結，是一次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偉大轉折，標誌著黨和國家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由此才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麵。

（三）中國的曆史文化積澱與改革開放的特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中國化，因而，中國改革開放選擇的不是追趕，而是超前式的發展模式。中華民族在曆史發展中沉澱了獨特的文化基因，這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最深厚的生存基礎與振興根基。悠久的曆史文明是近代中國發展科學、文化、教育和發揮傳統創造力的源泉。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和建設經驗表明，其現代化基礎的構築，不能僅僅借鑒西方價值體係，還應該在保持民族文化同一性和文明獨立性的前提下，將西方技術、治理文化和東方傳統精神文化相綜合。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需要根據本國文明的獨特性，在改革進程中善於發揮帶有自身特點的文化凝聚力。

中國改革開放的獨特性在於，我們不輕易照搬、照抄外國的發展模式，而是借鑒性地將外國經驗“中國化”，使之演化並適合本民族特點，為我國所用。這一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因此，改革開放是我國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曆史新時期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要義在於，改革開放一方麵挖掘了本民族的豐富遺產，另一方麵又充分利用了外來經驗為國家建設服務。因此，改革開放中我國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豐富的內容，不僅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且還是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目標的現實發展模式。在古老的中國文明中，蘊涵著高度統一、不斷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識，它是中國社會團結一致，最終完成把中國變為現代化、高度發達文明國家任務的可靠保證。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開放中我們黨既善於廣泛借鑒外國經驗，但更注意防範盲目西化的危險。這樣，就避免了引進有違中國文化特征、削弱民族凝聚力、破壞國家穩定的所謂外國經驗，從而保證了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和本土特征。

注重本國特點並立足中國國情，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獨特性的兩個重要標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自身的特點。這種特點所暗含的中國元素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麵了社會主義各國轉型特別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的五大難題，如商品經濟的發展、收入差距的拉大、私營經濟的發展、所有製形式的多元化和國際舞台上的競爭等。中國的經驗是，認真研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走過的道路，借鑒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麵的優勢長處，學習一切有益的國際經驗。在此基礎上，中國再通過對照和總結過去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經驗，探索和創新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經濟成分、經濟體製和管理製度的具體實現形式。顯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出，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中從未背離社會主義的大方向，隻是在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方式上進行了新探索。而這些與堅持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是分不開的，黨的領導同樣是中國改革開放獨特性的體現，是中國特色的充分展示。

曆史文化積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撐點。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摧毀傳統文化，相反還使這一文明得以全麵保持、發揚和鞏固。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傳統道德與西方市場管理經驗、自力更生精神與借鑒國外經驗高度結合，極大地調動和挖掘了人民支持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民族心理因素。改革既是中華民族強大的自我修複和自我發展潛力的顯示，也是中國維係尊重傳統、尊重獨立思考等美德的展現。事實證明，中國根深蒂固的文明底蘊，對保持國家的穩定和國際威望的提高起到了特殊的促進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