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反帝反霸的外交戰略：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
第一節 反帝反霸的外交戰略：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
一、反帝反霸：衝破帝國主義的封鎖
（一）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宣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之一的“否認一切賣國外交”指出，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要求美國政府撤退其威脅中國獨立的駐華軍隊。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1948年11月，毛澤東還宣布，中國願意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上的批文指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幹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政府自己解決。”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前後，毛澤東還提出我國兩個重要的外交方針：“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周恩來指出，“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於本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公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意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為捍衛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安全，為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著名論斷，打破了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可戰勝的神話。
該論斷提出時，英語的習慣用法中沒有這個組合詞，因此當時的翻譯餘光生在翻譯時用了英語中類似的習慣用語“稻草人（Scarecrow）”來代替。毛澤東當時已經和斯諾努力學習了一段時間的英語，他感覺稻草人不能代表他說的意思：“不行，我的意思是紙糊的老虎。”他急中生智，說：“是Paper-Tiger。”就這樣，毛澤東創造的“Paper-Tiger”這個組合詞，隨著其著名論斷，在世界廣泛流傳了。
1．論斷的提出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為期43天的國共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國民黨做完內戰準備之後開始撕毀協定、大規模進攻解放區。1946年6月，國民黨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麵內戰爆發。當時，國民黨在軍隊數量、軍事裝備、後備資源及外來援助等方麵，都明顯超過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約430萬人，而且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隻有127萬人，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陸軍裝備也很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占全國76%的麵積、3.39億人口的地區，控製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而解放區的土地麵積隻占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此外，國民黨得到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沒有得到任何公開的支持。因此，對處於劣勢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能否打敗國民黨的進攻，許多人存在懷疑和顧慮。
1946年8月6日下午5時，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接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是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關於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的一篇重要的談話。在這篇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當時，大家圍坐在窯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個小石桌旁，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格局和中國的戰局。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對革命人民和軍隊戰勝裝備上強大的敵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是“泥足巨人”這一論斷的繼承和靈活運用。斯特朗女士折服地評價道：這是個“時代性的偉大真理”。
2．論斷的深化
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發表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麵，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向階級敵人作鬥爭如此，向自然界作鬥爭也是如此。”
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成為中國人民在思想上、戰略上藐視一切貌似強大的敵人的口號。從長遠與戰略來看，一切反動派在人民正義的力量麵前都是紙老虎，終將被人民汪洋大海的力量所打敗，我們麵對強大的反動派要樹立必勝的信心；從現實與戰術來看，反動派一般占有優勢資源與強大的暴力工具，也是真老虎，在與反動派的鬥爭中要高度重視戰術運用，有耐心、有戰術地打倒反動派。後來其也廣泛應用於人們工作生活中，把日常遇到的困難、挫折、挑戰看作紙老虎。
3．這一著名論斷得出的依據
第一，從進步性與反動性上；第二，從世界範圍：蘇聯與美國，國內範圍：共產黨與國民黨對比分析；第三，從具體戰爭上，從人員、戰略指揮、戰術運用、武器方麵分析對比。
毛澤東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曆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麵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自接受斯特朗采訪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後，毛澤東把這個論斷不斷擴展、深入闡述，廣泛應用於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反霸權主義，以及國內建設等諸多領域。最完整的闡釋是“反動派既是真老虎，也是紙老虎”，應對的指導思想應該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麵的、暫時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樣地援助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總的方麵我們應該輕視他們，但對具體的敵人就不能輕視，如果輕視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從戰略上說，完全輕視它。從戰術上說，重視它。”
“我說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他，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他。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他，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4．論斷所蘊涵的哲學思想
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蘊涵的哲學思想。“這裏我想回答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紙的，這是一個由真變紙的過程的問題。變即轉化，真老虎轉化為紙老虎，走向反麵。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獨社會現象而已。”“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其寓意，從哲學的角度來講，就是一切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人和事物都是會朝著它們相反的方向發展。大會變小，強會變弱。
5．論斷的戰略意義
1946年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一經提出，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從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極大地增強了人民同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勇氣和必勝信心。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不斷取得成績，這個著名論斷不僅為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與創造性，還極大地鼓舞了世界無產階級鬥爭與第三世界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鬥爭；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以此論斷為指導樹立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原則仍然鼓舞著中國人民，樹立信心，戰勝困難。其為中國共產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勇於創新、不斷突破，提供著科學理論武器和方法論。
（三）抗美援朝的正義壯舉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典範；是反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正義之舉，正義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政府立即決定對朝鮮實行武裝幹涉，6月26日，美軍侵入朝鮮，支援韓國軍隊作戰。同時，派遣其第七艦隊侵入和封鎖台灣海峽，並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向韓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組織“聯合國軍”開入朝鮮半島作戰，由此朝鮮問題被演化為國際問題。6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上嚴斥了美國對朝鮮和我國領土台灣的侵略，指出“各國人民的事情應該由各國人民來管，而不應該由美國管”，重申了“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幹”的觀點，指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號召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同一天，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杜魯門和美國政府向台灣海峽派遣第七艦隊的做法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指出美國和聯合國軍侵略朝鮮、台灣及幹涉亞洲事務的罪行。
同年9月25日夜，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美帝國主義已在公開表示將進軍三八線以北。”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處境十分危急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於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遠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是，美國侵略氣焰日益囂張，不顧中國一再警告，越過三八線，突破了毛澤東考慮出兵不出兵的最後底線。毛澤東在思考著，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然而，從10月1日至19日，毛澤東麵臨了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抉擇。因中央領導層開始認識不一，中國若出兵，會給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帶來什麽後果？百廢待舉，國民經濟亟待恢複；殘匪尚未肅清，新政權有待鞏固；同帝國主義一號強國美國去較量勝負難卜，風險太大。當時，中美力量相差懸殊：美國的鋼產量為8772萬噸，中國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美國2800億美元，中國100億美元；美國還擁有原子彈和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但多數人不讚成出兵。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未通過出兵，得出結論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毛澤東幾天為此事徹夜難眠。5日，毛澤東召見彭德懷、鄧小平，問彭對出兵朝鮮的看法，彭說：“反複思考了幾十遍，我體會到這是一個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給的問題。如果我們隻強調困難的一麵，不同美軍正向鴨綠江進犯的危急後果聯係起來考慮，不僅朝鮮難保，就連我國東北邊防也直接受到威脅。我擁護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決策。”毛澤東很高興，讚揚了彭總，認為彭能從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高度認識抗美援朝問題是非常正確的。5日正午，中央政治局繼續在頤年堂開會，彭發言，“遲打不如早打”，如果等美國占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會更複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這樣對國內國外的反動氣焰和親美派也是個沉重打擊。
“作為總理，周一直強調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加快經濟恢複的步伐。但是，他完全不同意麥克阿瑟對中國的弱點所進行的解釋，並且也‘不容看到他的鄰國遭受野蠻的侵略’。在周看來，與美國交戰還沒有退到最後一步。他支持毛，並告誡其他官員如果必要的話，中國準備將人員從沿海省份撤退到內地，並把西北和西南兩地區作為持久戰的基地。”
8日，毛澤東以特急電報發布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調朝鮮同
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之後派周恩來總理急飛蘇聯見斯大林，請求蘇聯空軍的支援，蘇聯以時機不到為由婉言拒絕。13日，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政治局一致認為，即使沒有蘇聯空軍的支援也必須立即出兵援助朝鮮。
中朝兩國山水相鄰，一千多年以來朝鮮半島的安全一直與中國密切相關。中國曆史上就多次出兵援助朝鮮抗擊倭寇。朝鮮戰爭爆發後，侵朝美軍和韓軍越過“三八”線，繼而直逼中朝邊境達到鴨綠江南岸，直接威脅到了新中國的安全和生存。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朝鮮抗擊侵略軍，中朝人民並肩作戰，打退了美國侵略軍對朝鮮的侵略和以朝鮮為踏板侵犯我國的企圖。1952年2月14日，毛澤東說：“我們不要侵犯任何國家，我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的鬥爭是為打退向我國邊疆前進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而去的。從去年七月開始在開城板門店舉行的敵對雙方的停戰談判，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的代表盡了極大的努力，促使談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國方麵的故意拖延，談判應當早就成功了。”
觀點：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國就麵臨了這樣一場正義反對邪惡、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在當時中美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從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高度來看待和分析這一迫切問題，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與朝鮮人民一道打敗了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聯合國軍”的侵略行徑，大長了正義的力量，提高了中朝人民的威望，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及世界政治格局。這是新中國曆史上一次重要的積極作為（當然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美國人逼著我們打這一仗”），是變被動為主動的作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美國企圖跨過鴨綠江以朝鮮為踏板，侵略中國的企圖；中國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遏製政策，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麵，中國的正義之聲、正義之舉得到了亞非拉人民的支持。新中國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遏製，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使世界不得不重新認識不可屈服、挺直了腰杆的東方巨人！
然而，近年來，境外勢力卻把朝鮮戰爭歪曲成“北朝鮮對南朝鮮的侵略戰爭”，誣蔑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如時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上將趙南起批評的那樣，今天國內竟然有歪曲曆史事實，對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提出質疑，甚至妄談“失敗論”的謬論。他說，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我們見證真相——抗美援朝戰爭親曆者如是說》一書，主編和作者們都是這場戰爭的親曆者，不少還是我在朝鮮戰場的老戰友。應該說，他們對這場戰爭是最有發言權的。對於中國抗美援朝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美國有識之士是予以承認和理解的。例如，基辛格曾指出：“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曆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曾以朝鮮為基地占領滿洲，侵略中國北方。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著北京在台灣海峽和朝鮮兩線受敵，所以中國就更不會袖手旁觀。他們沒想在軍事上挑戰美國，是幾經思考，才決定以守為攻，赴朝參戰的。”
冷戰結束以後至21世紀初，美國將矛頭對準朝鮮，將其打入“邪惡軸心國家”，多次引發“朝鮮核危機”。朝鮮核危機是朝美戰略利益的碰撞和矛盾的累積，逐步演變為以“核問題”為中心的戰略對抗。中國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積極倡導朝鮮半島無核化，積極協調籌辦解決朝核危機的“六方會談”，為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安全和穩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也為中國贏得了一個難得的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反霸的理論依據
（一）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內涵和意義
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的提出有一個醞釀過程，或說經過了長時間的思考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變化審時度勢、洞察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明確判斷和理論概括。
“中間地帶”概念是“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基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國際上普遍關注美蘇兩極對峙，擔心美蘇必將爆發新的戰爭進而引起新的世界大戰的時候，毛澤東卻以非凡的洞察力看到了美蘇之間“隔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中間地帶”理念蘊涵著毛澤東國際戰略的重要思想，那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們是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不能輕視弱小國家的思想，他們是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
此後，毛澤東還使用“第三世界”這個概念來代表他說的“中間地帶”。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的票數通過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當時，西方某些國際問題專家正在鼓吹美、蘇、中“大三角”理論，對此毛澤東持不同意見。他說：我不讚成“大三角”，我喜歡亞非拉，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代表團在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此後，毛澤東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一再重申這一觀點。
1974年2月下旬，讚比亞總統卡翁達第二次訪問中國。22日，毛澤東會見了卡翁達，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毛澤東說，美蘇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原子彈沒有那麽多，也沒有那麽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大會上發言，全麵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鄧小平指出：“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麵、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三世界。”當時國際鬥爭的主題是反對霸權主義，鄧小平鄭重聲明：“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由此，三個世界的理論在國際場合公開提出。
觀點：三個世界劃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第一，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政治格局和中國外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時正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爭奪世界霸權，擴充軍備，搞核武器競賽，擁有了大量的核武器，並到處擴張，威脅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反對霸權主義成為國際鬥爭的主題，毛澤東洞察這一切，並抓住有利時機，從國際戰略高度提出了這一理論，對於團結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有著深遠的意義；第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對爭取第二世界的國家共同反霸，與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之後，我國與美國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打破了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計劃，這對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改變了蘇美冷戰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冷戰思維，團結了廣大亞非拉國家和第二世界國家。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直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某種程度上失去作為理論框架的意義，但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認同直到今天仍沒有變。雖然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總量不斷擴大，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不高。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末統計，我國的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約合人民幣46531元），高於2013年的6767美元，但仍然落後於很多國家，我國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還是在90名左右，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與發展中國家搞好關係，製定相應的內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發展權宜始終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
（二）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蘇、美、英的三巨頭，斯大林、羅斯夫、丘吉爾齊聚蘇聯的雅爾塔，舉行了雅爾塔會議，簽訂了雅爾塔協議，製定了美國、蘇聯對德國、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國家的管治條例及確立了戰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德國被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德為蘇聯管治，實行社會主義製度。西德為美國管治，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用一道柏林牆將德國以及歐洲分割為東西對峙的兩種社會製度。東部以蘇聯為中心組織了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西部以美國為首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從此，以兩大軍事組織對立為基礎和依靠，展開了東西方的對峙，冷戰由此拉開了帷幕。以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為一方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它是由蘇聯組織建立的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56—1961年，中國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例行會議。
中國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社會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時期，不得已的選擇了“一邊倒”的政策——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和站在蘇聯的立場上。同時，美國也確實想把紅色中國扼殺在搖籃中，之後也不斷對我國采取遏製戰略，我們也隻能“一邊倒”。此外，中國史學界堅持認為，“一邊倒”的思想出自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並且這樣做不一定是“完全地依賴他人或放棄自己的積極性”。這期間，1950年2月14日，我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新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條約。雖然條約簽訂的談判過程是艱難的，但在周恩來一直強調的“平等互利”原則下，終於簽訂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相對平等的條約。條約中強調了：“簽訂協議的雙方應當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在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幹涉內政的基礎上來發展並加強中蘇兩國的經濟、文化聯係。”條約的簽訂在一定程度上為新生的中國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
但由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和汙蔑，以及對中國的不友好舉動和強加指責，1961年中蘇關係破裂。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越來越嚴重，與美國展開了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世界麵臨著新的戰爭威脅和核恐怖。因此，我們采取了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
珍寶島戰役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反擊蘇聯軍隊入侵的自衛反擊戰。以戰鬥有力回擊了蘇聯對我國侵略的企圖和希冀以戰爭來使中國人民屈服的妄想，以事實證明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意誌，粉碎了蘇聯霸權主義企圖以戰爭威脅中國，完全聽從其指揮的夢想。
1968年8月，蘇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企圖擺脫其控製的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軍事占領。隨後勃列日涅夫公開鼓吹“有限主權論”，為武裝幹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製造理論根據。同時，在中蘇邊境向中國施壓。蘇聯已由“修正主義”演變為“社會帝國主義”了。就在這一年，蘇軍飛機越境偵察挑釁事件日益增多，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和七裏沁島成為雙方鬥爭的焦點。1969年3月，蘇聯軍隊幾次對黑龍江省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實施武裝入侵，並向中國岸上縱深地區炮擊，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在這次事件中，蘇聯政府稱珍寶島屬於蘇聯，反誣中國邊防軍入侵蘇聯，並且公布了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抗議照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珍寶島無可爭議地是屬於中國的領土，而且長期以來一直是在中國的管轄之下，有中國邊防部隊進行巡邏。蘇聯的所謂“抗議照會”是推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強盜邏輯。因此，我們必須對侵略予以反擊。
中國人民同樣也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支援越南人民反對美國的侵略鬥爭。
（三）團結亞非拉人民
亞非拉人民在1945年以前大多是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侮和經濟剝削。二戰結束後，各殖民地國家紛紛開展了反殖民主義的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許多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和解放。獨立後各國都麵臨著發展經濟，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反對帝國主義的打壓、衝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遏製的鬥爭。因此，亞非拉人民，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是一致的。而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加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影響，及其個人的人格力量，自然而然地把亞非拉人民團結起來了。
萬隆會議又稱亞非會議，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此次會議是亞非人民團結的盛會，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廣泛讚揚和確認的盛會。萬隆會議的成功召開是亞非人民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結晶。會上共同倡導了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形成了以“團結、友誼、合作、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等為核心的萬隆精神，為亞非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提供了指導原則，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曆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指明了有效途徑，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遵循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基本準則。
萬隆會議是擺脫殖民統治後取得獨立的亞洲和非洲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有關亞非人民切身利益問題的大規模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緬甸、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個發起國，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等24國。周恩來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於24日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提出了各國和平相處和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萬隆會議召開六十周年前夕，中國駐印尼大使說：“60年前，萬隆會議形成的處理國際關係‘十項原則’中包含著中國的智慧和貢獻。”
2015年4月22日至23日，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亞非領導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會議主題是“加強南南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繁榮”
。印尼總統佐科致開幕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弘揚萬隆精神 推進合作共贏》的重要講話，提出3點倡議。來自90多個亞非國家的領導人或代表及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通過了《2015萬隆公報》《重振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巴勒斯坦問題宣言》3個成果文件。與1955年和2005年一樣，與會各國領導人於24日重走曆史路，從薩沃爾-霍曼飯店沿著亞非大街步行前往萬隆會議舊址——獨立大廈，極具象征意義。
拉丁美洲人民二戰後通過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紛紛贏得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美國自認為拉丁美洲是其“後園”，即使拉丁美洲國家贏得獨立後也一直麵臨著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對其政治經濟控製和幹預的鬥爭。中國人民給予了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英勇鬥爭的聲援與支持。
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創立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一）創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該原則是二戰後隨著亞洲和非洲地區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建立新型的國家關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國家間的友好合作的共同願望和呼聲下，於1954年6月，由中國周恩來與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在討論解決雙邊關係，友好合作的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中首先提出並倡導。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談判開始時周恩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這五項原則，後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來和印度尼赫魯的聯合聲明以及此後的許多國際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同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尼赫魯的談話中說，“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尼赫魯在9月29日的演說中說，應當按五項原則來約束，承擔義務。10月21日，毛澤東與尼赫魯的談話中說，“我們在合作方麵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12月1日和11日毛澤東又與緬甸總理吳努進行了兩次談話，他指出，“我們應該在合作中增進了解”“我們應該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五項原則也是適合你們國家的情況的，適合亞洲、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的。對我們來說，穩定比較好，不僅是國際上要穩定，而且國內也要穩定”。毛澤東在談話中明確提出了，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我們認為，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不是空話。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誌、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係，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係。”中緬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下妥善解決了邊界問題，1960年兩國簽署邊界條約，這是新中國同周邊鄰國簽訂的第一個邊界條約。中緬兩國還簽署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亞洲國家間首個和平友好條約。
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準則，被與會的亞非國家廣泛讚譽與接受，並逐漸走向世界，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承認和使用。“它閃耀著亞洲文化的光芒，是新獲得解放的亞洲人民對現代國際關係的重大貢獻。在那以後的半個世紀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受住了世界風雲變幻的考驗，逐漸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鄧小平曾經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範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這是因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新型國家關係的本質，體現了時代發展潮流和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正在經曆一場深刻的變革。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國與國之間相互交往不斷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實現各國的和諧相處，通過國際合作，有效應對各種新的問題和挑戰，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的目標，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麵臨的新課題。近年來國際上圍繞新形勢下的國際秩序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都有新的發展。在諸多嚐試和探索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也有在實踐中證明是錯誤和有害的。人們在實踐和思考中得出相同的結論：在今天這一相互依存而又多元多樣的世界上，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理論，最有生命力的仍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都積極倡導世界的多極化，追求國際關係民主化，在國際政治中堅持反對霸權主義。2004年6月14日，錢其琛在慶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創立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中指出“平等的觀念應成為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製化的基礎。國家有大小、貧富、強弱的不同，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有權平等參與國際事務。民主與平等原則，應在國際關係中加以提倡和履行。對一些小國、弱國和處於特殊困難的國家，要照顧到它們的關切。但尋求與它們真正平等合作是最重要的。”
2014年6月28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在雅加達召開。習近平主席出席會議及慶祝活動，發表了《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的重要講話，習主席說，我們在這裏隆重集會，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這是中國、印度、緬甸和國際社會共同的盛會，對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增進各國人民友好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緬分別發表聯合聲明，確認這五項原則將在相互關係以及各自國家同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予以適用。這是國際關係史上的重大創舉，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關係作出了曆史性貢獻。今天，我們共同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就是要探討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弘揚這五項原則，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共同建設合作共贏的美好世界。
習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生動反映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並賦予這些宗旨和原則以可見、可行、可依循的內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包含4個“互”字、1個“共”字，既代表了亞洲國家對國際關係的新期待，也體現了各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國際法治精神。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仍然是指導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習近平主席說，60年來，曆經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集中體現了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辟體現了新型國際關係的本質特征，是一個相互聯係、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適用於各種社會製度、發展水平、體量規模國家之間的關係。1955年，萬隆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把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原則。1970年和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有關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當今世界一係列國際組織和國際文件所采納，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讚同和遵守。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力維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髓，就是所有國家主權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國家壟斷國際事務。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成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聯合自強的旗幟，加深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進了南南合作，也推動了南北關係改善和發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摒棄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壯大了反帝反殖力量，加速了殖民體係崩潰瓦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曆史遺留問題及國際爭端開辟了嶄新道路。
（二）打破遏製戰略
二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了對峙和鬥爭。美國對歐洲國家實施“馬歇爾計劃”，對其經濟給予扶持和資金幫助，從而主導其政治經濟；而對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則采取了遏製戰略及經濟封鎖。因此，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成立了經互會，中國和蘇聯都積極發展經濟，來打破美國的遏製戰略。美國對新中國政府不但不予承認，而且還要力圖阻止中國加入聯合國。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麵臨著美帝國主義想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的惡劣國際環境下，我國的外交政策被迫的實行“一邊倒”的戰略，站在社會主義蘇聯一邊。1950年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新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伍修權對當時中蘇簽訂友好條約的過程有一些描述：“1950年我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爭論達兩個月之久。雙方就互助條約、中東鐵路、聯合股份公司和邊界問題采取了兩種態度：一種是當對方提出的建議我們不同意時要進行爭論；另一種是如果對方絕對堅持的話，我們就接受他們的建議，這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利益的考慮。”可見，談判是艱難的，中方既據理力爭中國的權益，在保障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安全的情況下，也為了社會主義的整體利益對蘇聯有所妥協。加拿大學者基思對此的評論較為客觀：“談判是艱難的，但是他們還是給周一些機會來加強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地位。周在友好條約的措辭中一直強調‘平等互利’的原則，並認為盡管蘇聯領導人還有所保留，但這點對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一關於新的中蘇關係原則的特殊聲明從形式上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它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簽訂協議時所使用的措辭。下麵這段文字顯得尤其精辟：‘簽訂協議的雙方應當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在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幹涉內政的基礎上來發展並加強中蘇兩國的經濟、文化聯係。’這段文字是符合中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應基於平等自願這一觀點的。這預示了1953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誕生。”
但是，隨著蘇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霸權主義膨脹，對中國強加指責，中蘇關係破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名存實亡。
我國在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打破美國的遏製戰略和侵略的企圖，美國也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東方大國以及其領袖毛澤東。在曆史的機緣，毛澤東和尼克鬆的遠見卓識，周恩來、基辛格等戰略家的謀劃下，“小球推動了大球”，中國和美國於1972年建立了外交關係，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中美建交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大事，改變了東西方完全對立的局麵，使冷戰趨於緩和，避免了蘇美長期戰略對峙的狀態，“將冷戰從意識形態決戰變為多方參與的國家利益博弈”。同時，中國改變了惡劣的外部環境。“中國當時處於一種獨特的危險地位，受到兩個超級大國輪番的追逐或威脅。當中國與蘇聯結盟時，美國對它采取施壓的戰略，力圖打破中蘇同盟。當中國擺脫蘇聯陣營後，蘇聯也同樣對它施加壓力，美蘇均一度以核攻擊威脅中國。”
（三）改變國際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毛澤東的反帝反霸理論和戰略，以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為新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鼓舞了世界上的一切進步力量去戰勝反動派及其走狗的勇氣，堅定了必勝的信心。特別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消滅了美帝國主義企圖消滅朝鮮，並以之為踏板，進一步侵略中國的企圖，捍衛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發展經濟衝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經濟封鎖及遏製戰略，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支援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贏得了亞非拉人民的信任。中國成為亞非拉人民的朋友。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成為對國際格局有重大影響的理論，是在對國際局勢、世界力量對比，我們自己所處世界中的位置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基礎上得出的正確判斷及理論體係。我們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認清了自己，擺正了我們的位置，更明確了我們應該反對誰，團結誰。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是我們團結和依靠的力量，中國也給予了第三世界國家以無私的幫助和無償的援助，贏得了他們的讚譽，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站在了正義的一邊，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76張讚同票有53張來自於亞非拉國家），徹底改變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發揮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權利與義務，為聯合國執行公平公正的決議和履行聯合國的合法權益，保衛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的改革，為聯合國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而努力；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鬥智鬥勇。中國利用他們的矛盾，使夾在美蘇兩個霸權主義國家的中國有了回旋的餘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中國和美國隨著時代發展的潮流，建立了外交關係，中美建交改善了中美關係，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中美建交對中國和美國都有利，特別是它改變了中國惡劣的外部環境，對於中蘇關係的回暖與發展也有著積極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