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群體心理_第四章 群體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四章 群體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義/它不取決於對某個神的崇拜/它的特點/信念的強大是因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眾的上帝從未消失/宗教感情複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無神論/從曆史角度看這些現象的重要性/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體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個人意誌的結果。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並不進行推理，它對觀念或是全盤接受，或是完全拒絕；對它產生影響的暗示，會徹底征服它的理解力，並且使它傾向於立刻變成行動。我們還證明，對群體給予恰當的影響，它就會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們也看到，它隻會產生狂暴而極端的情緒，同情心很快就會變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厭惡，也幾乎立刻會變為仇恨。這些一般性解釋，已經為我們揭示了群體信念的性質。

在對這些信念做更為細致的考察時，顯然還會發現，不論是在有著狂熱宗教信仰的時代，還是發生了政治大動蕩的時代——例如上個世紀的狀況——它們總是采取一種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稱為宗教感情之外，再沒有更好的稱呼。

這種感情有著十分簡單的特點，比如對想象中某個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對生命賴以存在的某種力量的畏懼，盲目服從它的命令，沒有能力對其信條展開討論，傳播這種信條的願望，傾向於把不接受它們的任何人視為仇敵。這種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個看不見的上帝、一具木頭或石頭偶像，還是某個英雄或政治觀念，隻要它具有上述特點，它便總是有著宗教的本質。可以看到，它還會在同等程度上表現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體下意識地把某種神秘的力量等同於一時激起他們熱情的政治信條或獲勝的領袖。

一個人如果隻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隻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從行為、發自肺腹的幻想熱情，全部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動的目標與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個虔誠的人。

偏執與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侶。凡是自信掌握了現世或來世幸福秘密的人，難免都會有這樣的表現。當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種信念的激勵時，在他們中間也會發現這兩個特點。恐怖統治時代的雅各賓黨人，骨子裏就像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虔誠，他們殘暴的激情也有著同樣的來源。

群體的信念有著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以及要求狂熱的宣傳等等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點，因此可以說，他們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個群體擁戴的英雄，在這個群體看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神。

拿破侖當了十五年這樣的神，一個比任何神都更頻繁地受到崇拜、更輕鬆地把人置於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異教徒的神，對處在他們掌握中的頭腦，也從未實行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所以能夠立住腳，皆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這在任何時代概無例外。德·庫朗熱在論述羅馬高盧人的傑作中正確指出，維持著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發出的一種虔誠的讚美之情。他正確地寫道，“一種在民眾中受到憎惡的統治形式，竟能維持了五個世紀之久，世界史上還不曾有過類似的現象……帝國的區區三十個軍團，如何能讓一億人俯首貼耳，這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服從的原因在於，皇帝是羅馬偉業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樣受到了全體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內，即使最小的城鎮也設有膜拜皇帝的祭壇。“當時，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新宗教的興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許多年裏，六十座城市所代表的整個高盧地區，都建起了和裏昂城附近的廟宇相似的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統一的高盧城市選出，他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把這一切歸因於畏懼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個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隸，尤其不可能是長達三個世紀的奴隸。崇拜君主的並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羅馬；不僅僅是羅馬，還有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大多數支配著人們頭腦的大人物，如今已經不再設立聖壇，但是他們還有雕像，或者，他們的讚美者手裏有他們的畫像，以他們為對像的崇拜行為，和他們的前輩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遜色。隻要深入探究一下群眾心理學的這個基本問題，即可破解曆史的奧妙。群眾不管需要別的什麽，他們首先需要一個上帝。

切莫認為，這些事情不過是過去時代的神話，早已被理性徹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衝突中，失敗的從來就不是感情。群眾固然已經聽不到神或宗教這種詞，過去，正是以它們的名義，群眾長期受著奴役。但是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對象，古代的神也無緣擁有這樣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過大眾運動的人知道，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群眾的宗教本能是多麽容易複活。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裏，都不會找不到這位英雄的畫像。他被賦予匡扶正義鏟除邪惡的全權，成千上萬的人會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與他傳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曆史上占據偉人的地位。

由此可見，斷言群眾

需要宗教，實在是十分無用的老生常談，因為一切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要想在群眾中紮根，都必須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夠把危險的討論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眾接受無神論，這種信念也會表現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執狂，它很快就會表現為一種崇拜。實證主義者這個小宗派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例證。同陀斯妥耶夫斯基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虛無主義者，發生他們身上的事情，很快也會發生在實證主義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啟發，撕碎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仙和聖人的畫像，他吹滅蠟燭，立刻用無神論哲學家——如比希納和莫勒斯霍特——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然後他又虔誠地點燃了蠟燭。他的宗教信仰的對像變了，然而真能說他的宗教感情也變了嗎？

我要再說一遍，除非我們研究群體信念長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曆史事件。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更需要著眼於心理學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義的角度。史學家泰納隻從自然主義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對事實有充分的討論，然而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他並不總是能夠找出它們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亂和殘忍的一麵讓他感到驚恐，但是他從那部偉大戲劇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夠看到還有一群顛狂的野蠻人肆意妄為，對自己的本能絲毫不加約束。這場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殺，它對宣傳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隻有當認識到這場革命不過是一種新宗教信仰在群眾中的建立時，才會得到恰當的解釋。宗教改革、聖巴托洛繆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宗教法庭、恐怖時期，都屬於同類現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勵的群眾所為，凡是懷有這種感情的人，必然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些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辦法，是一切有著真誠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辦法。假如他們采用了別的辦法，他們的信念也就不該得到這樣的評語了。

像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大事件，隻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製者也無法造成這種事件。當史學家告訴我們聖巴托洛繆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時，他們對群體心理表現得和君王們一樣無知。這種命令隻能由群體的靈魂來貫徹。握有最絕對的權力的最專製的君主，充其量隻能加快或延緩其顯靈的時間。聖巴托洛繆慘案或宗教戰爭，並不完全是國王們所為，就像恐怖統治不完全是羅伯斯庇爾、丹東或聖鞠斯特所為一樣。在這些事件的深處，總可以找到的絕不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是群體靈魂的運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