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把握大局：發展中要處理好若幹重大關係_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

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是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經驗。實踐表明：隻有正確認識和處理了這三者關係，保持改革、發展、穩定的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才能夠保持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富裕幸福。

（一）發展是目標

1．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在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中，發展始終是第一位的。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過程中的問題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的一個重要經驗。沒有發展，中國存在的許許多多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沒有發展，中國還會出現許許多多新的問題；沒有發展，我們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文明，也有過屈辱受難的曆史。在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實現民族複興，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關鍵是要靠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我們黨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曆史經驗。第一，隻有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個主線和中心環節，才能避免重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錯誤。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著黨和政府工作重心的選擇。“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各項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隻有牢牢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觀察和把握社會矛盾的全局，有效促進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第二，隻有通過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大，增加可供分配的資源，各階層才能從“蛋糕”中分得更大的部分，不斷改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利益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人民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

2．發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即發展成果要由全體人民共享，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一個重要措施是注意實現和維護社會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要求。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經濟不發展不行，經濟發展中不注意實現社會公正也不行。社會公正是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進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結合起來的杠杆。從古今中外的經驗和教訓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社會公正問題處理不好，將會引發社會危機並最終導致經濟衰退、政治動蕩。

實現社會公正是政府的責任。社會公正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體現在公民基本權利、司法、政治等各個領域和方麵。實現社會公正，從分配的角度看，就是要使各個階層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最終實現帕累托最優。即任何一個階層收入和生活狀況的改善，都不能以損害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從政府過程的角度看，就是使各個階層都能平等地進行利益表達，政府決策不能隻受一個或某幾個階層的主導和影響；從處理階級階層關係的角度看，黨和政府不僅是各個階層利益的代表者，還應該是協調者。黨和政府不能卷入到衝突中去，過度偏袒某一階層，而應該以調停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出現。

（二）改革是動力

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中國要保持強大生命力，就必須通過改革不斷完善自己。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實現的，實現未來的奮鬥目標，關鍵仍在於深化改革。在中國，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必須注意戰略策略的選擇。

1．“摸著石頭過河”與借鑒國外經驗相結合

改革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係的調整。改革會涉及許多人的利益，一項措施出台很難使所有人同等受益，總會有人讚成有人不讚成；一個人在改革中不可能始終受益，難免有時滿意有時不滿意。因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可能帶來不確定的後果，都需要謹慎從事。在改革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經過探索形成了立足中國現實，“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模式。

“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策略上具有重大意義。“過河”既是目標又是過程，這一過程中可能遇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些不確定的因素可能被其表麵現象所掩蓋，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石頭”指客觀存在的事實。“摸著石頭”是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即根據客觀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本身蘊含著一個漸進的政策選擇過程。在不確定的、具有冒險性的改革過程中，需要始終保持審慎的態度，避免盲目行事和落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改革成本和風險。“改革不僅是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

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

複雜的係統工程。在這一過程中，機械照搬國外的做法和盲目排斥國外的經驗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麵，必須始終立足中國國情；另一方麵，也要注意吸收西方國家經過艱苦探索取得的一些成功經驗，在規律性和多樣性上尋求結合點，並形成鮮明的中國特色。“過河”是目標，如果岸上有船，河上有橋，我們當然沒有必要舍近求遠，再去河中摸石頭。向西方借鑒和學習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的路徑之一。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地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主要依靠過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基礎和積累起來的建設經驗，同時也特別注意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和科技交往。”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曆史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都說明，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資金，要縮短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不可能的。

2．經濟上進行改革與政治上發展民主相結合

經濟體製改革與政治體製改革，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經濟領域的變化往往伴隨著政治方麵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後期啟動的家庭聯產承包製改革就既是經濟體製改革，也是政治體製改革。80年代開始的市場取向改革到90年代選擇市場經濟體製，也決不僅僅是經濟變化。政治家的智慧就是要審時度勢，及時把握曆史的必然要求和時代的發展脈搏，並轉化為政治實踐。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麽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時，他再次強調：“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現在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3．改革要統籌兼顧

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個人得到利益，但無論如何不能損害多數人利益。改革與發展必須首先反映並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但許多改革和發展的政策措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同時滿足其利益要求。因此，在改革和發展中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認真考慮每項改革措施對社會各方麵的影響，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時機和節奏，努力實現宏觀改革與微觀改革相協調，城市改革與農村改革相協調。改革措施出台前，要開展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分析工作成效，把握群眾意願，對群眾讚成和擁護的就堅持實施，對群眾不滿和反對的就要及時糾正。

（三）穩定是前提

沒有穩定的環境，一切無從談起，多麽好的規劃、方案都將難以實現，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改革的過程也是社會利益出現分化的過程，始終保持社會穩定，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是穩定。隻要有利於中國穩定的就是好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必須始終保持動態的穩定。

1．正確認識和處理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即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嚴格區分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可以避免在社會矛盾問題上犯錯誤。一方麵，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中國己經不複存在。作為階級形態的對抗性矛盾不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現存的階層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部分階層的物質文化需求得不到完全滿足造成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誰統治誰”的問題。這樣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本質上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另一方麵，階級鬥爭和對抗性的矛盾在一定範圍內仍然存在，在某種特定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對一些非對抗性的矛盾處理不當，也會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另外，一些國家和一部分仇視中國的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強大，為了阻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是想方設法與國內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相勾結，誇大和利用社會矛盾，故意把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

“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解決對抗性的社會矛盾，需要用專政的方法；解決非對抗性的社會矛盾，隻能用民主的辦法、調解的方法和疏導的方法。如果采取處理對抗性矛盾那樣的辦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就要在根本方針上犯錯誤。在現實中，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往往相互交織在一起。在處理社會矛盾時，一定要慎重，實事求是地分析矛盾產生的原因，理性和“柔性”地解決矛盾。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不能隨意上綱上線，把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定性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第二，處理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時，不能采取簡單化的方式。矛盾在哪個範圍出現，就在哪個範圍內解決，不能搞擴大化。更不能“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發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基本上都是利益格局變化中出現的利益問題，所以也隻能通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渠道、通過利益格局的

逐步調整來加以解決，而不能用壓製甚至粗暴的辦法解決，更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解決。”

2．高揚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旗幟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之所以能夠用二十幾年的時間奪取了政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下，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同樣，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必須形成這樣一支強大的力量。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麵對一些重大現實問題客觀地存在著某些分歧，但在中國需要改革，一定要實現現代化等根本點上是一致的，分歧隻在於具體利益的分配。現代化建設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這個根本利益下，人們應該能夠團結起來的。道理很簡單，隻有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各階級階層才能普遍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高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旗幟，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在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建立麵向21世紀和全麵現代化建設的鞏固的統一戰線，應當成為建構和調整新時期社會各階層關係的總思路。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思路下，政法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在涉及收入分配、利益格局關係和社會結構性矛盾問題時，必須堅決地和更加自覺地擺脫傳統的“對抗型思維”的製約，轉向主動引導社會各階層朝著相互協調、相互接納的方向調整關係。教育引導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

（四）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關係的重要結合點

在長期的實踐中，我們黨取得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推進改革和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基礎在人民群眾。這就要求我們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發展中，要堅持以群眾利益作為決策的依據，在決策的製定和落實的各個環節中，要廣泛征詢群眾意見，充分考慮各方麵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社會承受能力，努力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隻有這樣，我們的改革和建設，才能始終獲得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然而，要比較充分地滿足人們多方麵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麵發展，是一個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不能要求過急，必須始終立足於國情、國力，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代表和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主題，也符合目前中國的社會現實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深切要求。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為根本準則。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要代表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應該處理好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的辯證關係。黨和政府要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一方麵，社會主義要體現自己的優越性，就要通過發展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社會繁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我國綜合國力達到世界前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真正體現出來了。”另一方麵，發展是落實代表和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條件。人民的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歸根到底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這就需要首先要通過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大。

經濟發展固然重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堅持社會公正的原則，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做大“蛋糕”是一回事，如何分配“蛋糕”又是另外一回事。“蛋糕”做大之後，如何分配則是關係到社會公平和人民利益的又一重要因素。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後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1993年9月，鄧小平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麽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個談話，是鄧小平生前對黨和人民最重要的交待之一，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改革中可能和已經出現的某些偏差的憂慮和反思。

貧富差距的擴大或許是很難控製和避免的，但是，政府不能因為艱難而坐視貧富差距的擴大。政府這個“有形的手”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通過係統的政策輸出控製貧富差距的程度、限製貧富差距在社會生活中的副作用。

（本章完）